追尋達爾文在加拉巴哥群島的足跡，粉碎了神話，但也揭示了科學上的革命事實上是如何演變的。 |
撰文╱薛莫 ( Michael Shermer )《懷疑論者》（www.skeptic.com）發行人，即將出版《為什麼達爾文重要？》一書。
翻譯／蔡耀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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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史學家蘇洛威(上圖左)和本文作者薛莫在加拉巴哥群島的龐德阿蘇卡爾(Pan de Azucar)山峰上，這是達爾文攀越的第一座火山，時間是183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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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爾文的各種特質中，讓他成為最偉大科學智者之一的，是他執著的個性。面對自然史中令人望而卻步的問題時，達爾文會執著地挑戰，直到解開秘密為止。 要貼切描述他這種個性，可借用1867年特洛普（Anthony Trollope）小說裡一個角色的話：「如果一個人就是固執的話，他不會變通也不是什麼罪過……固執就是這個樣子。」達爾文的兒子法蘭西斯 （Francis）憶起父親的性情：「以固執形容他的個性，似乎要比不屈不撓更好。不屈不撓難以表達他要追求真理時那股近乎狂熱的慾望。」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科學史學家蘇洛威（Frank J. Sulloway）在他奮力完成的著作中，突顯了達爾文固執的天性，揭露了達爾文實際上如何建構起演化論的真相。達爾文的神話是這樣的：他在加拉巴哥群島 上，從雀鳥喙和象龜甲上發現天擇的機制──每一個物種能適應的食物類型或島嶼生態系，都是唯一的，於是他就這樣成了演化論者。這個說法隨處可見，從生物學 教科書到旅遊小冊子都有，後者更吸引了旅客拜訪演化論的聖地，重踏科學聖人達爾文的足跡。
2004年6月，我和蘇洛威就這麼做了，我們花了一個月追尋傳說中的達爾文足跡。蘇洛威是一位有洞察力科學家，但在我們為了重構達爾文勘查之路而在 聖克里斯托巴（San Cristobal）碰上熔岩之前，我還不曉得他是一位勇敢的田野探險家。固執是這裡的「標語」：赤道上的太陽是多麼令人汗流浹背，而且幾乎沒有可飲用的 水源，我們背著30公斤的水，沒多久就膝蓋彎曲、背部緊繃。再加上每天花好幾小時穿越乾燥、濃密、刺人的植被，田野工作的浪漫很快就消失了。
但越是艱苦，蘇洛威就變得越堅毅。實際上，他似乎還頗為享受艱苦的處境，這讓我瞥見了達爾文的專心致志。聖克里斯托巴有一處達爾文稱之為「火山口 區」的地方，那裡活像月球地表，我們攀越盡頭時，真是累垮了──我們完全筋疲力盡、肌肉顫抖，而且臉上和雙手都已大汗淋漓。達爾文對同樣的路程，卻只是形 容為「長途散步」而已。
死亡彌漫在加拉巴哥群島上。動物的屍骨散落四周，隨處可見。植物長得粗糙又雜亂。乾燥、枯萎的仙人掌，以鋒利的葉刃將荒蕪的熔岩地貌點綴得如此殘 破。我們穿越此地的速度像冰河移動一樣緩慢。許多人在這裡死去，從幾個世紀以前擱淺的海員到近年來旅遊熱之下的旅客都有。幾天下來，我對孤立和生命的脆弱 有了深刻感受。失去了文明的保護傘，我們全都離死不遠。食用水和可食綠葉的珍稀，增加了生物存活的危險，它們對這種惡劣環境的適應能力，是幾百萬年來天擇 的結果。這些生物靠著它們適應輻射的皮膚而存活下來。我一生做為創造論與演化論爭議的觀察者和參與者，深深被這些島嶼上如此清晰的答案所打動：智慧設計的 創世論是荒謬的。那麼，為什麼達爾文離開加拉巴哥群島時仍是創造論者？
達爾文的加拉巴哥群島傳奇是個大神話的象徵，神話裡的科學成果是「我想到了！」（eureka!）這樣的發現中選擇出來的，隨之而來的是突然的革命 性啟示，而舊的理論就在新的事實前倒下來。其實不完全是這樣的，典範也會推動理解。蘇洛威發現，達爾文離開加拉巴哥群島九個月後，在他的鳥類目錄上關於嘲 鶇（mockingbird）的採集寫下了這麼一條：「我在這些島嶼間觀看，這裡的動物相並不豐富。居住在此的鳥類，牠們在自然界中佔同樣的位置，只是構 造上有一點不一樣，我必須猜測牠們只是變種。」也就是說，牠們是既有物種中類似的變種，而不是神話所述的達爾文已經知道物種分化是演化而來的。其實達爾文 當時仍然是個創造論者！這段引文解釋了為什麼達爾文沒有記下他所採集的少量雀鳥來自哪一座島嶼（有些則是錯誤標示了），以及正如蘇洛威已經指出的，也解釋 了為什麼今天著名的「達爾文雀鳥」，在《物種起源》中卻沒有特別提起過。
達爾文的象龜觀察也同樣有問題。後來，達爾文回想起在島上與副總督勞森（Nicholas O. Lawson）的談話。勞森向他解說象龜時「能夠肯定說出哪一隻象龜來自哪一座島嶼。我並沒有特別注意這番談話，而且我已經把來自兩座島嶼的部份象龜混淆 了。」蘇洛威開著玩笑說，更壞的是，達爾文和他的同伴在回家的旅途中把剩下的象龜吃了。達爾文後來公開承認：「我從未想過，這些大約相隔80~90公里的 島嶼，它們大多在彼此的視線範圍內，由完全相同的岩石組成，處在很相似的氣候下，並且有幾乎相同的海拔高度，卻會有不同的居住者。」
蘇洛威小心分析達爾文的筆記和期刊論文後，認為達爾文接受演化事實的時間，應該是在1837年3月的第二個星期，那時他與傑出的英國鳥類學家古爾德 （John Gould）會面，而古爾德研究過達爾文從加拉巴哥群島帶回的鳥類樣本。而且，古爾德還取得了來自南美地區博物館的鳥類收藏，那地方是達爾文沒有去過的。 古爾德修正了一些達爾文在分類學上所犯的錯誤（例如把兩種雀鳥誤標為「鷦鷯」和「黃鸝」），並且向達爾文指出，雖然加拉巴哥群島上的陸鳥是該群島所特有 的，但牠們有明顯的南美特徵。
蘇洛威下結論說，達爾文與古爾德會面後就相信：「毫無疑問，加拉巴哥群島各島嶼上相似而不同的物種，一定是演變的產物。」原以為牢不可破的「物種屏 障」最後還是破了，起碼在達爾文的腦海裡是如此。1837年7月，達爾文開始寫他第一本論物種演變的筆記，他在筆記中寫道：「3月來自南美的化石，以及加 拉巴哥群島上的物種，給了我很大的衝激。這些事實（尤其是後者）是我一切觀念的起源。」到了1845年，達爾文自信他的資料已足以把加拉巴哥群島的深層意 含發展成理論，他說：「群島是個自成一國的小天地，或者寧可說是美洲的一顆衛星，它演生了少量的殖民地居民，又接受了它本土產物的一般特點……因此，在時 間和空間上，我們似乎已接近偉大的事實──在這土地上首次出現新種，這是神秘中之神秘。」
一個半世紀過去，與生物學史上其他理論相較，達爾文的理論更能有效而廣泛解釋各種不同的事實；過程本身相當固執，正如達爾文解釋：「也許該這麼說， 天擇是每一天、每一小時都在仔細查看世界上每一種變異，就算只是最輕微的變異；壞的就剔除，所有好的則增加和保存；天擇寂靜無聲、不知不覺地運作，不管何 時何地都是機會。」這也是一種固執。
【本文轉載自科學人2006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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